1949年9月，北京天安门城楼，画家周令钊和助手站在脚手架上，反复端详一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。开国大典临近，这幅巨型画像能否经得住广场数十万人的注视，谁也不敢大意。
画像高约6米，宽约4.6米。周令钊每画完一处，就从脚手架上下来，退到远处观察比例。看不准，再爬上去修改。颜料、光线、透视，任何一项出了差错，放大后都会十分明显。
这项任务落到周令钊身上，并非毫无缘由。1949年春，国共谈判期间，他曾带领学生布置会场，绘制了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画像。画面庄重，神态鲜明，引起了有关方面注意。
接到任务后，周令钊几乎把照片带在身边。吃饭时看，休息时看，连毛主席眉眼间的神态也要反复揣摩。他想表现的，不只是外貌，更是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沉着而有力量的气质。
画像完成后，前来检查，发现毛主席领口的风纪扣没有系好，便提出开国大典应当更加严肃。周令钊立即和助手连夜修改。有人打趣说：“这颗扣子，可不能马虎。”画面因此重新调整。
临近典礼时，又出现了一个意外。画像下方原本写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字，但按照现场安排，文字需要撤去。时间已经很紧，周令钊只能临时加长衣服部分，把字迹遮住，直到典礼前才处理完毕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并不是1949年10月1日才第一次出现。北平和平解放后，城楼上就曾悬挂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。此后，随着纪念活动和重要节日安排，画像陆续调整，开国大典使用的已经不是最初版本。
开国大典之后，有人认为八角帽遮住了毛主席的精神面貌，建议绘制一幅免冠画像。1950年前后，画家辛莽承担了新的绘制工作。他从毛主席各个时期的照片中反复比较，选定一张微侧脸、目光向上的免冠照片作为依据。
辛莽缺少绘制如此巨幅画像的经验，便与左辉、张松鹤等画师分工协作。脚手架上人来人往，地面上不断调色，画布每一处变化都要退远查看。半个月左右，这幅新的画像完成，并在节庆期间悬挂于天安门城楼。
问题也正是在放大之后显现出来的。照片中的毛主席微微侧身，只露出一只耳朵。小尺寸照片看起来自然，放大到数米高后，面部比例和视觉重心便发生变化。有人提出疑问：“画像为什么只有一只耳朵？”也有人觉得目光上扬，显得不够亲切。
这些说法未必代表正式意见，却说明公众对城楼画像的观看非常细致。它悬挂位置高，广场距离远，画面不能只在画室里看效果，还要考虑不同角度、不同天气和人群视线。普通照片放大为公共图像，标准自然完全不同。
此后，张振仕等画师长期承担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绘制与维护工作。那时巨幅画像并非永久悬挂，通常在国庆节、劳动节等重要节日使用，画师每年都要重新绘制或修整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。
1964年前后，因张振仕年事渐高，画像绘制工作转由北京市美术系统承担。王国栋等画师接手后，先遇到的不是笔法，而是材料问题。普通画布尺寸不够，只能拼接，接缝凸起会破坏画面的平整。
天安门管理部门为此多方寻找合适布料，曾联系工厂试制宽幅亚麻布，但设备条件无法满足要求，后来又通过其他工厂解决了画布问题。这个细节容易被忽略，却说明一幅画像背后包含绘画、纺织、装裱和高空安装等多道工序。
王国栋创作时，曾根据毛主席正面照片进行绘制，并观察其接待宾客时的神态。新画像采用正面构图，面部更加舒展，背景改为红色，整体视觉更稳定，也更适合从天安门广场远距离观看。
这就是后来长期使用的天安门毛主席画像。1992年，王国栋因身体原因退出绘制工作，弟子葛小光接续承担相关任务。葛小光自1977年起跟随老师学习，前后积累了多年巨幅画像制作经验。
所以，“只有一只耳朵”并不是毛主席画像始终如此，也不是画师疏忽造成的结果，而是某一时期侧面构图被放大后产生的视觉争议。天安门画像几经更换，背后记录的正是公共纪念图像从照片选择、绘画比例到材料工艺不断调整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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